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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勝次博士的亞洲研究

2011/01/05
category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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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勝次博士的亞洲研究 / 謝聰敏

旅美台灣人在美國推動「組黨返鄉運動」,那是1986年的事。

台灣在長達38年的戒嚴中,人民失去結社的自由、不准組織反對黨,極力反共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行雷震等人以「庇護匪諜」和「為匪宣傳」為由被捕下獄。1986年,旅居美國的民主運動人士和留學海外人士在紐約聯合國大廈前宣誓成立「組黨返台」運動。我們主張根據人權宣言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由」;第十三條第二項,「……人人有權返回他的國家」。

當時美國沒有直飛台灣的班機,我們必須在日本轉機。東京就是我們返鄉運動的第一站。許多日本朋友和旅日台灣留學生和我們並肩作戰,建立了長久的友誼,也改變了我們的想法。最令人惋惜的是幾位我們敬重的朋友已離開了這個世界,其中包括日本社民黨前資深參議員田英夫、自民黨前內閣副首相兼外務大臣的渡邊美智雄、當時在國會工作的吉田勝次先生及他的兩位留日台灣友人何昭明與洪育盛,以及伊藤潔(劉明修)教授。他們的深情厚誼,永不磨滅。

1986年11月,我們從紐約到達東京的前夕,幾位洛杉磯的友人已經住進東京的Grand Palace 旅館。日本的極右派團體受到台灣國民黨的煽動,竟在旅館前示威抗議,將我們列為「共產黨同路人」。我們和日本的極右派團體從來沒有交往、沒有任何江湖恩怨。我記得我在寫〈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的時候,彭明敏教授叮嚀不可介入共產黨的是非。實際上,台灣的反對黨運動都沒有介入共產黨。當我們從成田國際機場住進Grand Palace,日本記者群集旅館大廳,已驚動旅館經理,右翼團體來勢洶洶,旅館不堪其擾,遂要求我們另覓住處。就在這個時候,日本社民黨參議員田英夫來訪,適時穩住了我們的陣勢。Grand Palace旅館提出韓國金大中就在旅館地下室被韓國KCIA綁架回韓國的前例,並表示不敢再承擔這樣重大的國際綁架事件責任。在田英夫參議員協助下,我們還是在旅館住了一晚,但第二天我們轉至New Otani 旅館。社會黨的吉田先生帶來左翼鬥士和民意代表紛紛聲援。東京媒體都以第一版報導台灣旅美僑民主張返鄉權利的民主運動。日本首相中曾根感慨地說:「一夜之間,東京到處都在談許信良!」

吉田勝次先生是蘇俄專家。他告訴我,韓國的金大中事件、菲律賓的阿基諾(Benigno Simeon "Ninoy" Aquino, Jr.)
事件和台灣的許信良事件轉移了他的研究方向,返回東方的民主運動。他認為從這些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經驗證明大規模的國家計劃,固然製造了大型建築物,可是貪污和腐化卻吃掉了國家建設的成果。我在美國也遇到這些開發中國家的官僚又把美援送去的財富帶回美國。不過中產階級的出現讓東方國家的市民社會在本土生根,市民社會推動民主運動像西方的市民社會一樣活躍,人民的幸福是要市民社會細心經營,而不能只靠烏托邦式的國家計劃。他的意見令人想起卡爾·波普(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著作。

我從東京返回台灣後參加選舉活動,立即面對道的暴力攻擊。在蔣介石統治下,特務全面控制台灣社會,我曾經兩度被特務逮捕刑求、被編造罪名,這次返國之後,道已經取代特務。特務迫害,必須羅織罪名。道和特務同樣是「暴力」,但道不須假借法律,道是赤裸裸的暴力。我在東京遇到了「極右翼勢力」的示威,回到台灣則遭受社會的群毆。「極右翼勢力」是來自台灣的國家暴力,「社會」則受國民黨黨棍支使。暴力的背後都是國家機器在操作。獨裁政權沒有轉型,國家暴力卻是轉型了。我在台灣寫了一本《道治天下》,說明國家暴力的轉型。

當時日本國會正在討論「暴力團對策法」。我向在國會工作的吉田先生請教國家暴力與反對運動的關係。他告訴我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被社會成員在群眾大會中刺殺。兇手在獄中自殺身亡。中國國民黨與日本社會交往已久,孫中山的日本友人頭山滿就是日本社會名人。頭山滿的黨羽日本龍會的兒玉譽士夫就是復興戰後日本社會的頭目。在日本向台灣海外民主運動示威的是極右翼團體。當時國民黨派遣在日本聯繫右翼團體的領導正是前國民黨陸工會主任蕭昌樂,蕭昌樂也曾經擔任蔣經國的機要秘書。日本社會也和日本工業產品一樣輸出到國際間,包括台灣。韓國KCIA綁架韓國金大中可能就是日本社會「在日朝鮮人系東亞友愛事業組合」的教父町井久之的傑作。1986年,美國記者卡普蘭(David Kaplan)出版大作《日本社會》(Yakuza)。之後,日本國會開始審查「暴力團對策法」時,1990年代我也將之引進台灣立法院,立法院終於通過「組織犯罪防制條例」(1996年12月11日公布)。吉田先生屢次訪問台灣,與我討論亞洲民主運動的發展。當時台灣執政黨也運用社會壓制民主運動。我們達成一個共識:

「道天下一家」,亞洲國家的民主運動也應該密切聯繫,不能各自為政。

1990年,吉田先生在東京出版《台灣民主進步黨──台灣人權力的爆發》,作為他的台灣研究的開端。他也編輯了《沒有地圖的航海──1990年代的台灣》討論台灣研究的現況。他是受過俄國教育訓練的歷史學者,常常到台灣觀察台灣的選舉活動,紀錄台灣的市民社會。他的研究工作從未間斷。此後他繼續刊行下列著作:

《台灣市民社會的挑戰》,1996年,大阪經濟法科大學出版部刊行。以西歐市民社會的觀念適用到東方社會的作法是有爭論,但他試以韓國和台灣的市民社會的發展討論東方正在形成的市民社會。

《亞洲的開發獨裁和民主主義》,2000年,日本評論社刊行。他以台灣的外來政權、北朝鮮、南韓及中國等東亞國家比較研究開發獨裁的發展。

《亞洲的民主主義與人間開發》,2003年,由日本評論社刊行。在1989年的東歐革命中,國家的觀念產生戲劇性的變化,他以外蒙古為例研究「市民社會」在窮困國家所爆發的能量改變東方社會的共產體制,他指出全球化的新共識:1.人權和多元政治體制已成為正統政治。2.活躍的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才是人民尋求幸福生活的正當途徑。人間開發就是為了促進個人健康,長壽而富有創造性的生活環境,人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要有選擇的自由。

 《自由的苦味──台灣民主主義和開創》,2005年,日本評論社刊行。台灣的彭明敏教授在蔣介石的特務監視下化妝脫離台灣、出版回憶錄《自由的滋味》。彭明敏教授解脫了張學良先生和雷震先生終身監禁的命運。吉田先生出版《自由的苦味》探討中國、台灣與日本的「市民社會」,尋求民主與自由的鬥爭經驗。西歐民主主義在東方社會受到扭曲,台灣和其他國家一樣各自奮鬥,打造合身的憲政。吉田先生訪問台灣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博士和前總統李登輝博士,暢談台灣的「獨立」和「統一」,檢討和解的可能及和平與繁榮的維持。

吉田先生的《自由的苦味》曾經翻譯為英文,在英國出版。台灣的《中國時報》曾以第二版整版介紹吉田先生訪問李登輝總統的訪問記。有關李總統生平的報導很多,可是李總統很少提起「白色恐怖」的往事。我從美國返台時,看見友人李敖寫了一本書質疑李登輝總統在白色恐怖中出賣共產黨。因此我訪問了青年李登輝留日交往的友人,到北京訪問已改名「方生」與李總統後一期的台大學生陳實。我向吉田先生提供我的調查心得。吉田先生讓李總統暢談李總統的「白色恐怖」經驗。李總統曾經是國民黨的黨魁和總統候選人。國民黨黨部否認說:「那個李登輝不是這個李登輝」。我在立法院舉行公聽會,要求李總統解除「白色恐怖」的冤獄,中央黨部在競選中卻扭曲公聽會的內容,否認李總統遭受白色恐怖的慘白紀錄。我要求報紙還我公道,說明事實真相,報紙置之不理,反對黨競選總部也不敢出聲。台灣有長達38年的戒嚴。戒嚴令違反憲法的規定,不由總統宣布、不經立法院審查,但無論執政黨或反對黨都不敢提起。難怪吉田先生感慨地說:台灣人經過苦難而爭取的「自由的滋味」在回憶中應該是充滿了苦澀的味道。

我和吉田先生交往的過程中,也從吉田先生學到許多亞洲國家的經驗。他是俄國歷史博士。我從他學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際。亞洲的西伯利亞、蒙古、北韓和中國都受共產黨統治,他都有深入的研究。他也談論太平洋沿岸的民主國家美國、日本,以及開發獨裁的南韓和台灣。當時日本財政大臣宮沢曾經提倡「亞元」(以亞洲貨幣發展亞洲連帶關係),台灣和香港也有人提倡以「歐洲聯盟」的方式統一台灣,建立「中華聯盟」。如果著眼發展亞洲連帶關係,以國家為單位的思考方式的「中華聯盟」將妨礙「亞洲聯盟」的成立。現代的亞洲人應該超越意識型態和國家主權,以自由貿易共同市場的經濟力量推動亞洲連帶關係,才能和「歐洲聯盟」並駕齊驅。

1986年旅美台灣人從美國推動組黨返台運動,路經東京,當時日本最大反對黨社會黨還是禁止黨員訪問台灣和韓國(見《自由的苦味》頁397),以意識型態和政治理由在自己的周邊劃了圈圈──劃地為牢。吉田先生和他的友人帶領日本政界和學界人士,在東京召開國際會議,期望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繁榮,突破了人為的圍牆限制,推動東亞的民主和發展。現在東西冷戰已經結束,日本社會黨也已改組為「民主黨」而執政。台灣、日本和中國之間的交往更為頻繁,也締結了種種協定。我們不但感激已故的吉田先生推倒台日之間的人為圍牆,讓台日民間的往還十分融洽,也拓展了亞洲國家的比較研究,為亞洲民主運動的密切聯繫鋪路。(寫於2011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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