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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的謀殺:蔣政權的軍事審判

2008/03/31
category - 政治
コメント - 0
                         
技巧的謀殺:蔣政權的軍事審判

謝聡敏

在政治監獄中的老囚們都知道:在軍事法庭裡沒有是與非,只有力的平衡,政治犯的生死或刑期的長短,就看這個人在社會上有沒有影響力,有沒有得勢的朋友,有沒有國際團體的支援而決定,這種現象在今年的于長城兄弟案件中最為顯著。于家兄弟所經營的報紙在菲律賓發行,並且禁止在台灣銷行,這家報紙的言論居然被控危害台灣的蔣介石政權而宣判有罪。起訴所引用的條文,軍事法庭可以對于家兄弟宣判七年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可是由於國際新聞學會的抗議,于家兄弟分別被判三年及二年的感化(洗腦)。對於國際新聞學會而言,于家兄弟的判決是不明不白的,可是對於台灣人民來說,一旦受到蔣政權的迫害,能夠以「洗腦」結案的人,究竟是「祖宗積」──太幸運了。

在台灣,人民一旦受到特務的「注意」,首先被特務考慮的是以那一種方式「整他」。當然特務必須觀察這個人的社會背景,權衡各種懲罰方式的得失。假如我們分析四十餘年來蔣介石對付政敵的方式,我們便可將特務懲罰的方式歸納為下列的七種:

第一、 暗殺或製造意外事故殺害。蔣介石的暗殺史在他的特務頭子戴笠(雨農)的傳記或年譜裡都有詳細的記載,現任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長王魯翹就是過去聞名的職業兇手。

第二、 收買政敵的部下背叛長官。在蔣介石的腦筋中,傳統的帝王觀念非常濃厚,孫中山先生乃送他「天下為公」四字,做為他的座右銘,可是這四個字卻改變不了他的性格。他掌權四十年,用過無數的人才,但是始終不敢信自己的幹部,常常用他的特務陷害他的幹部,結果眾叛親離,失去了中國大陸。到了台灣以後,他仍然以同樣的方式陷害孫立人將軍,牽制陳誠將軍,把權力移給他的托派的兒子蔣經國。一九七○年六月三日聯合報的白集也含蓄地說:「大約是撤離大陸太倉促了,大家都忙於收拾各自的細軟,無暇顧及將各國機關的大禮堂上掛的一塊匾額──國父手書的「天下為公」,取下帶到台灣來。」

第三、 經濟上或社會上的制裁,在選舉和寫作裡,特務最容易發現沉默的人民所抱有的政治態度。這些競選人或學者卻有相當的社會地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經濟統制的方式逼迫對方屈服,破產或失業或以特務監視跟蹤。省議員李萬居破產而出讓「公論報」,林挺生為保全大同公司而與國民黨合作,文星書局關閉,暢銷書作家李敖不能發表他的作品,名教授殷海光不能開課,彭明敏教授親友學生二百餘名受長期不分晝夜的監視和跟蹤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 以不名譽罪名判刑。由於政治的腐化和稅負的繁多,每一個經營事業的人都難免牽涉到貪污和漏稅的案子,而從事政治的人更須與社會的人物交往,因此特務常常利用這些弱點打擊不肯與蔣政權合作或不屬同一派系的人,省議員楊玉城、林頂立與李秋遠,嘉義縣長李茂松,台北市議員宋霖康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第五、 以流氓的罪名送往外島管訓。爭取提高工資的勞工,在選舉中協助非國民黨員競選的人都常常被套上「流氓」之名,不經審判而直接送往外島職業訓練總隊──奴工營受五年以上的管訓。只要警查局分局長簽署,就可構成「流氓」罪名。

第六、 以精神病患者的名義送精神病療養所禁閉。軍隊中違抗工人員的老兵常常加以「精神病」患者的名義,送花蓮大武精神病療養所療養,從而與親友隔離。

第七、 以叛亂罪名送政治監獄。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瞭解政治迫害並不限於政治監獄,政治監獄只是一種最毒辣的政治迫害,容易引起人們的關心罷了。

在政治犯的心目中,軍事審判只是被迫害過程中的一個最輕鬆的儀式而已。政治犯在送到軍事法庭的看守所之前,必須經過特務留置室的壓榨和煎熬。

已故特務頭子戴笠曾對特務訓示:要知對敵人慈悲,即對同志殘酷(見戴雨農先生年譜,國防部情報局一九六六年三月初版,第一二六頁)。實際上,蔣介石的特務也是以殘酷聞名,他們早已失去人道的觀念,更談不上遵守人權的規定。

政治犯的逮捕與搜索是難得使用拘票或搜索票的,他們通常先在路上埋伏,然後把當事人騙到路上而逮捕架走,當事人的家屬常常經過幾個月找不到當事人而向警察局登記失蹤。由於特務機關很多,當事人的家屬常常要用很多的錢和時間打聽下落,運氣好的家屬,可能經過幾個月,甚至於幾年後可以接到當事人從獄中寄來的二百字以下的家書。六年前彭明敏教授等被捕後送往秘密監獄準備秘密執行,這個消息被紐約時報的記者獲悉,向警總訊問,警總否認其事,這位記者向美國發佈新聞,警總在三個多月後才把他們送往軍事法庭審判。

在百萬人口的台北市,就有十餘個特務機關的留置室,過去幾個以恐怖聞名的場所是:西寧南路的閻羅殿──東本願寺,青島東路的「東所」和「西所」,博愛路的南所,大橋頭的北所──高砂鐵工廠,寧夏路的北署──刑警總隊,六張犁臥龍街一號保安屬偵訊室與吳興街的調查局留置室等。其中在市中心的東本願寺,東所、西所和北所都因這幾年地皮漲價而遷到郊區。此外,每一個特務機關在全島的每一個地區都有他們的留置室。

特務設置留置室的目的就在刑訊逼供,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年的恐佈時期裡,由於被捕的政治犯太多,特務來不及逼供,留置室也容納不下,許多拒絕作供的人常常被當場掐死,許多被迫承認的人更是在幾天後就判刑並且立即執行。一九五六年中共頒佈憲法,蔣介石不甘落後,制定軍事審判法,把大多數的政治犯都送軍法處看守所接受軍事審判,因此逼供的花樣更多。

日以繼夜不斷的疲勞訊問,是最起碼的逼供方式。除此之外,在我所知道的政治犯和特務中,最常提起的逼供方式有從鼻孔灌汽油、用乾電池向牙床或指甲縫通電、用紅燒的針頭燒指甲縫、灌大便、打麻醉針、埋土到胸部、坐水牢、拳打、吊打手或吊腳、玩弄生殖器等。有一個胖子被剝光衣服,用繩子吊住腳上的大姆指,繩子經過樑上的滑輪而把人反吊起來,在他的頭下面放著一桶水,特務放鬆繩子,人就掉到水裡,然後又從水裡把他吊起來。調查局的前處長范子文也當著他的妻子面前被灌下大便。就我所了解,特務用刑最重要的要領就是打擊個人的自尊心,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玩弄生殖器。他們用各種方法使男人不斷地洩精,用煙頭燻生殖器或加以吊打,金門縣政府的張科長在法庭上掏出傷痕斑斑的生殖器,使法官不忍卒睹。女人的遭遇更為悲慘,她們常常被剝光衣服,用牙刷刷陰道,使她們不能忍受而失去反抗意識,按照特務的意見作供。一個女民意代表在庭上哭訴這些經過,據獄卒說:許多女學生因陰道發炎,不敢求醫而自殺。

台灣最受歡迎的幽默作家柏楊(本名郭衣洞),在一九六八年元月的中華日報上翻譯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畫,原圖原意說大力水手父子購買了一個小島,二人在島上競選總統,柏楊將對白略為修改,大意說大力水手和他的兒子買下一個小島,他的兒自問他在寫什麼東西,他答在起草告全國人民書,他的兒子說:「這個小島只剩你和我,何必再寫文告?這幅漫畫被特務認為影射蔣氏父子,柏楊因而獲罪。在調查局的留置室裡,特務一方面以「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引誘他,他方面以「我知道你方寸已亂,但也算你聰明,以你柏楊的名聲,我們能平白放走嗎?」威脅他,逼使他自誣二十餘年前曾經受過共產黨的訓練。柏楊只能憑著小說家的想像力,自己虛構莫須有的故事。因此特務對他說:「你的口供像擠牙膏的一樣,問一點說一點」(見柏楊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軍法答辯書狀)。

有時候特務不以政治案件抓人,而是以普通刑事案件逮捕,但是普通案件根據不足,就以政治案件陷害。例如澳門來台華僑王甫(菲律賓僑領莊清泉介紹來台),為一個馬來西亞華僑的遭遇打抱不平,得罪調查局的特務,調查局的特務以販毒的名義逮捕他,送到台北地方法院看守所,由特務十餘名住在看守所的一棟房子,日夜輪流逼供,找不出妥當的罪名。於是特務改用「為匪(中共)宣傳」的名義強迫他在虛構口供上簽名(見王甫軍法答辯書狀及上訴理由書)。

特務為了懲罰一個想像中的敵人,往往先陷害這個假想敵的朋友,以證明這個假想敵的罪行(這是形成恐怖氣氛的原因之一)。在法新社記者袁錦濤(Albert Yuan)的案件中,特務先逮捕袁的朋友海軍八二三戰役的戰鬥英雄李仕材中校(曾擔任艦長,國防部中美聯合作戰中心海軍代表,留美受訓三次),由政工和保安處特務逼迫李中校承認洩漏海軍機密給袁,以證明袁從事非法活動(見李仕材軍法答辯之狀)。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行人雷震的案件中,保安處的特務在雷震宣佈成立反對黨的前夕逮捕雷震和個編輯劉子英、馬之驌、傅中梅等人。據劉子英的談話,在逮捕兩週前,雷震曾經警告他說,特務正在香港收買難民來台陷害雜誌社的同仁,可是反對黨成立太快,顯然特務來不及收買證人,只能逼迫這個刊物的編輯自誣。逮捕後特務告訴劉子英說:「你和馬兩人中總要有人承認受中共派遣來台。」經過日以繼夜的疲勞訊問,劉子英已了解他已陷入不可抗力的形勢中,因而在虛構的自白書上簽署。

特務既可逼迫一個人自誣,也可以逼迫這個人陷害他人(這也是形成恐怖氣氛的原因之一)。在我知道政治案件,大部份都是同鄉或同學相繼入獄,在大陸人中以山東、江蘇(蘇北)、安徽、福建與廣東等地方最多(特務多數為浙江人),在台灣人中則以學生和勞工最多。在吳俊輝案(東海大學學生)中,六個學生在宴席上的聊天,居然濫用刑流而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終於引起學生家長包圍立法院抗議。特務有一句口號說:不斷發掘敵人,不斷消滅敵人。實際上,二十餘年前的舊案,到了
現在仍然不斷的逮捕中,除了蔣政權覆亡,這種逼害是沒有止境的。

依照蔣介石的規定,特務有權拘捕當事人兩年。其實在我所知道的案件中,大部份的人都不到一百日就在虛構的自白書上簽署了。我只看到一個案子在兩年滿期之日送到軍事法庭,這就是羅衡案。羅衡是湖北人,他曾經擔任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交通處主任秘書等職。他是陳誠與蔣經國──財經集團與特務頭子的鬥爭中的犧牲者。特務原來準備逼迫他陷害陳誠派的大將交通處長譚嶽泉。羅衡在調查室的留置室兩年,由於特務榨不出有力的理由陷害譚,才把傷痕斑斑的羅衡送到軍事法庭。雖然他年近五十,並且一直擔任國民黨的要職,他被控告的罪狀卻是:六歲(一九二七)時參加共產黨的兒童團,十三歲的時候擔任中共的吹號兵。

由於特務拘留所裡的折磨,許多政治犯都染了一身的病,並且精神都十分耗弱,因此,在特務逼供的過程中最使政治犯容易接受的勸告就是:「我們這裡沒有白放人走的,你早晚總要承認,假如你早一點承認,你還可以保持原來的健康,總有一天你還可以出去,假如你晚一點承認,你只有把身體弄壞,就是讓你打贏了官司,你也成為一個殘廢的人,活著也沒有用。」

政治犯要離開特務留置室,送往軍事法庭看守所之前多數都要做一份離所具結書和筆錄,政治犯必須在具結書上保證不得將拘留所中所見所聞告訴任何人。在離所的筆錄中,政治犯必須向承辦特務簽署下列的自白書:

問:你在留置室裡有沒有受到虐待或刑訊?
答:沒有。
問:你所說的話都是事實嗎?
答:是的。
問:你在留置室裡所受的待遇有沒有要提出控訴的地方?
答:沒有
然後特務告訴當事人:你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必須承認你在這裡所作的自白,否則把你送回來,只有加你的痛苦。



【編者按:這一篇文章是作者謝聰敏在一九七一年被捕前所寫的。當時菲律賓華僑于長城兄弟困在國外辦報,言論不利國府,國民黨勾結菲律賓政府引渡台灣判例,這個案件引起國際新聞學會的抗議,作者因而寫了這一篇文章分析軍事審判的實況。于長城案與最近洛杉磯國際日報老板李亞頻案也有類似,作者乃將本文交付民報發表。一九七二年,作者被軍事法庭判刑,這一篇文章也是罪證之一。這一篇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章在作者送往國外過程中一度遺失,最近彭明敏教授找回兩篇作者當時所寫的文章,另一篇文章將在下週刊出文中一部份案件是魏廷朝所列的,原稿仍然保留魏廷朝筆跡。魏廷朝三度入獄,最近母親逝世,預定十月六日出喪,願同鄉熱烈慰問魏家。讀者之中,如有輓聯或慰問金,可由本報轉送。本文最後數頁遺失,為保留原狀,作者沒有補充,作者所寫《談景美軍法看守所》連載本期暫停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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