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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勞工運動前輩顏艮昌先生

2008/01/28
category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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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勞工運動前輩顏艮昌先生

謝聡敏

勞工運動前輩顏艮昌先生以八十八歲高齡在上星期病逝。在長達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之中,左翼份子被打入牢,正義之士也不能倖免,艮昌先生在沒有左派和正義的時代,歷經二二八事件、勞工運動與民主抗爭等大風大浪,猶能以壽終,確是難能貴。他是一位勇敢而崇尚實際的勞工鬥士。

艮昌先生的祖父是前清秀才,自福建來台定居艋舺開館授徒,父親芴山以家學淵源在日本統治下,繼任為「漢學先生」,門生多為地方士紳,前市長黃啟瑞、周百練皆出其門。艮昌先從「龍山公學校」和「台灣工商學校」畢業後,進入「台灣新生報」前身「台灣日日新報」當學徒。艮昌先生告訴我,日本勞工運動機關報「赤旗」(紅旗)逐漸傳入台灣勞工,他是一位忠實的讀者。在日本統治時代,他已參加工會活動。印刷工人是識字的勞工,也是最有階級意識的勞工。二次大戰以後,他創辦了「台北市印刷工會」,出任理事長,爭取集體交涉權。二二八事件中,他年僅三十,即以勞工代表出席中山堂舉行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身歷其境,目睹一幕幕的歷史悲劇。五月,台北市總工會成立,他被各工會推為第一屆理事長,並且連任三屆理事長。第二屆理事長任內艮昌先生競選國民大會代表,一九五○年遞補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二二八事變後,蔣渭川被繼任的省主席「魏道明」任命為「民政廳長」。新生報登出一則二二八事變的死難者王添灯等人的祝賀。觸發人民對死難者的懷念。特務追查,發現是一位老人刊登的。煤礦企業家劉明先生告訴我,老人就是台北雙連的泥水匠黃江連。於是我訪問艮昌先生,請教「黃江連」是何許人?艮昌先生立刻想起「黃江連」是日本統治時代「工友連盟」的鬥士,思想激進,常穿台灣衫,二二八事變中相當活躍。「黃江連」和五位同志對蔣渭川接受邀請出任高官憤懣,設計廣告,請求反對派的劉明資助。廣告費用就是由劉明先生支付。

五○年代物價波動,工人薪資所得常常不足以養家,工人團體紛紛請求調整工資。彭孟緝主持的「台灣保安司令部」則視公營事業工會請願為共產黨反政府行為,逮捕工人。逮捕參加工會活動的打壓措施一直持續到六○年代、七○年代。我在政治監獄中也遇見這些入獄的勞工,妻離子散,淚眼相對。

艮昌先生主持的「台北市印刷工會」則屢次要求緊追物價指數加薪資。艮昌先生告訴我,有一次彭司令官召集前台北市長游彌堅陪工會理事長艮昌先生在司令官辦公室訓話。彭司令官斥責艮昌先生:「就在你的祖國蘇聯,也不能這樣一再提高工資。」艮昌先生仍以生活指數力爭。雖然艮昌先生具有中央民意代表身份,在殺人魔王前面處境還是十份險惡。後來他告訴我,當時他不知什麼叫做恐懼。

艮昌先生以家作為工會辦公場所,出錢出力,深獲工人支持,連任三十屆理事長。印刷工人人人識字,階級意識清醒,頗能配合艮昌先生主張。在「新生報」怠工事件中,彭司令官將軍隊送入印刷廠,強迫工人復工,工人行動一致,不畏強權,傳為美談。

雷震先生出版《自由中國半月刊》,在戒嚴令下所有印刷廠不敢印刷。雷先生和艮昌先生同為國民大會代表,請艮昌先生協助。艮昌先生遂託他工作的「精進印刷公司」承受。彭司令官雖然沒有下令禁止,每期皆派遣政工部門前往工廠閱稿。

艮昌先生喜愛登山,他也是連選連任的「台北市登山會」的理事長。「台灣省登山會」理事長周百練的會員,還不如「台北市登山會」人數眾多。周理事長不登山,顏理事長卻是率隊帶頭,每年攀登玉山,夫人也同行,以身作則的作風如同勞工運動,深得登山好手的愛戴。

七○年代末期,民主運動在台灣推行,軍警情治單位處處設防。一九七九年,呂秀蓮女士在民主運動中另與江春男等激進青年舉辦群眾活動。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她希望我替她在台北近郊尋找一個可以容納兩百人以上的集會場所。我請教登山會理事長艮昌先生。艮昌先生認為陽明山的「台灣神學院」是理想場所。集會地點公佈以後,「台灣神學院」唐培禮教務長通知我,院方接到警總勸告,不准開放給呂秀蓮使用。我再度請教艮昌先生,通知已經發出,可否在附近找到開會空地?艮昌先生指示,神學院近鄰「謝氏宗祠」可用,我遂以宗親名義借用。三月二十九日早上九時,黨外人士集合神學院門口,大門緊閉。呂秀蓮派遣幹部引導群眾沿著神學院牆邊小徑走進「謝氏宗祠」,集會順利進行,我也因而和「謝氏宗祠」認親結緣。

去年「謝氏宗祠」秋祭,我出席大會,幾位領導人談起當年聚會。一九七九年群眾進入「謝氏宗祠」以後,警總不知那一位高人指點,要求宗祠管理人制止。理事以「民主體制,政黨活動不宜干預」婉拒。警總事後求見「謝氏宗祠」理事長謝東閔,發現借用人是我,兩度入獄。謝理事長回答:「下不為例。」

我遇到艮昌先生是在一九七一年彭明敏教授出走後的彭家。他約我到西門町的「柳月」等日本餐廳喝酒敘談。在他的一生中,許多傑出的活動家都在白色恐怖中消失,他就住在西寧南路東本願寺的前面,那是「警備總部保安處」,一般市民稱為「閻羅殿」。每天清晨,卡車載著被捕的青年走向淡水河邊,他們的歌聲驚醒了市民,台北車站以紅字條公佈槍殺者的名字。艮昌先生領導印刷工會,以務實的態度用「集體交涉權」爭取勞工的權益,從不退縮。他是國民黨員,如果遇到困難,他就找到谷正綱:一個國民黨的領導人。谷正綱愛惜羽毛,給他庇護。一九七一年,我兩度被捕,特務到處尋找他,我也屢次被逼問,但是經過幾個月,他終於躲過最艱難的日子。

艮昌先生是一位誠懇、務實而勇敢的人。前「台灣神學院」教務長唐培禮夫人傳來追悼的話說:「在最艱難的日子裡,他展現了他的勇氣。」

(艮昌先生公祭是四月十二日十一點三十分在第二殯儀館舉行,由彭明敏資政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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