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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期的不義

2007/06/18
category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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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期的不義

謝聰敏

民進黨執政,立即宣布「人權立國」。這是針對國民黨長期戒嚴踐踏人權的殘暴統治而說的。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下,國家不但不能保護人民,反而從事迫害行為,而立法委員、法官和官僚體系都是踐踏人權的兇手,國際人權團體和國際輿論都曾經記錄和報導這些嚴重的侵權行為。

長期戒嚴之後,承繼的政府常常在既存的法律系統中懲罰舊政府的惡行,賠償舊體制暴政的受害人,我們稱為「轉型期的正義」。「轉型」就是朝向自由化的方向改變。轉型期的法律就是對舊政權「去合法化」,對原來的反對運動所建立的新政府「合法化」。但是國民黨政府卻在戒嚴解除前由立法院制定「國家安全法」,在第九條第二款規定:「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國家安全法」的規定,剝奪了人民的上訴權或抗告權,將長期戒嚴期間的殘暴統治「再合法化」。「國家安全法」,經大法官會議似是而非的第二七二條解釋,確立「轉型期的不義」。立法院、法官和官僚體系在解嚴之後仍然扮演過去罪惡政府踐踏人權的兇手角色。

戒嚴是一種行政獨裁。無論國、美國、法國或英國,行政機構都在緊急狀態下獲得獨裁的權力處理內亂外患,立法機關在軍事統治下沒有作為。立法機關只是在開會期監督非常權力。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佈告台灣戒嚴。依照戒嚴法第三條第二項的規定,陳誠必須按照程序呈請上級,提交立法院追認。當時台灣既無戰爭,亦無非常事件,陳誠也未曾提交立法院追認。無論實質上或程序上,陳誠的戒嚴都是違憲。

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李宗仁總統下令三地區及六省戒嚴,台灣、新疆、西康、青海等省仍未予戒嚴。當時蔣介石已辭去總統。行政院通知台灣戒嚴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但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次年三月一日,李宗仁總統已經離開中國,未發表任何人代理總統。李宗仁總統未公布台灣戒嚴,也沒有任何總統宣布台灣戒嚴。行政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通告台灣戒嚴,也違反憲法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三條的規定。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蔣介石在台北宣布復職。辭職總統如何復職,中華民國憲法實無「復職」規定。「復職」的辭職總統在三月八日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長。陳誠院長在三月十四日提請立法院追認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李宗仁總統宣布之未包括「台灣」在內的戒嚴。但是立法院卻將李宗仁總統未宣布之「台灣」戒嚴案夾帶作弊,一併通過。台灣仍在實施陳誠總司令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的戒嚴令,陳誠的戒嚴始終未經立法院同意,保持「違憲」之真面目。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違憲戒嚴。

戒嚴就是政府或個人不惜犧牲生命或財產以維護公共秩序。戒嚴不一定要執行軍事審判。軍事審判是在叛變或侵略危害法庭執法,導致事實上有必要由軍事法庭來取代法院時才是可接受的。一般法院的地位就是軍事審判的主要檢驗。軍事審判絕不是法院,只是行政機關用以恢復公共秩序而已。軍事審判必須向上級法官上訴。換句話說,軍事審判必須由普通法院批准或上訴。戒嚴解除之後,禁止受害人上訴或抗告,當然違反戒嚴之憲法規定。

台灣在長達三十八年之戒嚴中,外有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內無戰事,依據Ex Parte Milligan案中的法官所說,戒嚴法施行,不能僅僅是基於侵略之威脅。戒嚴的必要性必須是實存的和當前的,侵略必須是現實的,例如,它實際已經使法院關閉,使文官管理失效。在Duncan vs. Kahanamoku案中,美國法院更明白地指出,當普通法院尚能運作之時,不能用軍法來管理人民。陳誠在台灣宣布戒嚴,明目張膽把特權集團的生存當作國家的需要。在長期戒嚴下濫用權力,任意否定人民的基本人權,改變政府和社會的結構。

兩年前,偶然在圓山大飯店遇到一位中年婦女哭訴不幸身世。她的父母是來自中國東北的知識青年。在她五歲時,父母半夜被秘密警察帶走,她躲在衣櫃哭泣幾天,被路過的和尚撿去扶養。她是在和尚廟裡長大的「小尼姑」,不知父母的名字,無從申訴。

我在立法院提出「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補償條例」,那是李登輝總統領導國民黨政府的時代。受害人的上訴權或抗告權受到「國安法」第九條剝奪,把不當統治「合法化」,受害人得不到「賠償」,國家只能以「慰問金」方式救濟。除此之外,之前受害人被沒收的財產也都尚未歸還。

民進黨政府對於前任國民黨政府的責任和義務都需要概括承受。民進黨政府應該調查過往的犯罪事實,以有限度的制裁,譴責過去的罪行,把不當統治「去合法化」,以及把反對運動「合法化」。對受害人的賠償計劃是藉著恢復失去的權利,來創造新的政治認同。民進黨除了對受害人金錢賠償以外,也應該公開塑造政治地位,否定舊政府長期毀謗所形成的污名。

現在民進黨執政已經七年。舊政權犯下罪行的人不但不必道歉,反而地位愈崇高。舊政權的受害人卻繼續付出代價。民進黨已離「希望」愈來愈遠。我們必須提醒民進黨當權者,應該對過去國家的錯誤負起責任的是繼任的政府,而不是錯誤的個人。同理,轉型的賠償也必須由國家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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